![雷震[中華民國時期政治家、政論家和出版家]](/img/7/b20/nBnauM3X1MjN2IDMyUzNygzM1UTM1QDN5MjM5ADMwAjMwUzL1czL4g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.jpg "雷震[中華民國時期政治家、政論家和出版家]")
人物生平
留學日本
1897年，雷震出生於浙江長興縣，祖籍河南。
1916年，19歲的雷震考取日本京都帝國大學。
1917年，在日本留學期間，雷震在戴季陶和張繼的介紹下，加入中華革命黨（中國國民黨前身）。
1923年，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政治學系，旋即進入大學院攻讀憲法。
政治生涯
1946年雷震（右二）與白崇禧（右一）在南京合影1926年，北伐戰爭爆發，二十九歲的雷震留學歸國，在戴季陶的舉薦下很快進入國民政府，先後擔任法制局編審、編譯局編撰、教育部總務司司長等職。
1937年秋，胡適與雷震正式結交，胡適代表北京大學，雷震代表教育部。同年廬山會議，兩人對話曾不歡而散，雷震主張「對日抗戰」，胡適則主張「忍辱負重」。但因當時胡適住在教育部宿舍，得以朝夕相處，終成莫逆。雷震意見較激進，胡適則比較緩和，終其一生，雷震都尊崇胡適。
1938年7月，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在武漢召開，汪精衛為參議會議長，雷震為議事組主任。
1940年，國民參政會成立憲政期成會，雷震出任秘書長。對於雷震的火速上升，除了雷震本人的政治才幹，戴季陶、王世傑等人的提攜和蔣介石的信任外，雷震恰好趕上了當時中國政治的需要。
1946年1月，雷震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，負責協商各黨派意見，迎接周恩來等共產黨代表團來南京，爭取國共及其它黨派相互合作。
1946年11月中，制憲國民大會開幕前後，雷震負責協商青年黨與民主同盟中的民社黨參與制憲國民大會，任制憲國大代表兼副秘書長。
1947年，雷震當選國民大會代表，同年4月出任張群組閣之行政院，擔任政務委員，1948年底離職。
自由中國
1959年雷震（右）與胡適在《自由中國》創刊十周年慶祝會合影1949年3月，胡適、雷震、王世傑、杭立武、傅斯年等人在上海聚會，商議辦份刊物，宣傳自由與民主，“以挽救人心”。刊物名字系胡適所取為《自由中國》。並曾赴溪口向蔣介石報告，取得其贊同，但因為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渡過長江威逼上海而未成。雷震協助湯恩伯忙於上海、廈門守備工作，並參與中國國民黨改造工作。
1949年10月22日，自大陸抵達台灣第二天，雷震便全身心投入創刊工作，並再次與杭立武討論辦刊事物，受到杭立武的支持。杭立武當時是教育部部長，由杭立武出面資助《自由中國》的成立。
1949年11月20日，該刊的創刊號在台北正式出版，當天下午便有人上門訂購。在美國的胡適掛名發行人，以社長雷震為實際負責人，負責經費、邀稿、撰稿、校對、主持編輯委員會議等職，第一任總編輯為毛子水，副總編輯為王聿修，聶華苓為行政編輯，發行部經理為馬之驌。在蔣介石為宣示政治改革決心以取得美援背景之下，自由派人士紛獲見用。
雷震1950年，雷震被蔣介石聘為國策顧問，所辦這份刊物自然得到了中國國民黨高層的鼓勵和資助，創刊不久，就有軍方訂戶。此為雷震到台灣後與蔣介石的“蜜月期”。雷震曾於1950年、1951年兩度代表蔣介石赴香港宣慰反共人士，並探聽第三勢力在香港的發展情形。 《自由中國》初期站在“擁蔣反共”立場發言，與蔣介石關係密切。
1951年6月初，《自由中國》刊登夏道平執筆之社論《政府不可誘民入罪》，評論政府採行金融投機做法可能導致執行人員藉機敲詐，第一次與情治部門發生言論衝突，引發第一次言論風波。10月，雜誌發表社論認為言論自由是天賦人權，並討論輿論與民主政治的關係；繼而又對“黨化教育”“青年救國團”等問題提出批評，導致政治部下令禁止閱讀此刊物。在獲得美援後，自由派人士重要性減弱，雷震與蔣介石關係也漸行漸遠。
1953年，雷震即遭免除國策顧問等職。
雷震1954年5月，這份刊物又刊發讀者來信《搶救教育危機》，對黨化教育嚴重干擾校內正常教育提出質疑，並指出“青年救國團”系非法組織。蔣介石震怒，下令註銷雷震黨籍。 《自由中國》的言論逐漸轉變為“民主反共”立論，以 憲政民主 、自由人權檢視政府施政，對蔣介石的威權統治有所批評，與蔣介石的關係日益緊張。
1956年10月31日，蔣介石七十大壽，已觸怒蔣介石的該刊物又推出轟動一時的“祝壽專號”，刊發胡適、雷震、徐復觀、毛子水、王世傑、陶百川等學者文章，為“自由派人士向蔣介石建言之總計，言人所不敢言者”，專號大為暢銷，加印十三版，引來黨、團、軍刊物集體圍攻。遭全面打壓後，雷震與中國國民黨徹底決裂，提出希望促進在野黨之間的團結，並在此基礎上組建一個反對黨。1957年4月至1960年5月，該刊又連續刊發二十餘篇文章，其中《反對黨！反對黨！反對黨！》一文，成為推動反對黨成立的理論支點。
1957年，《制憲述要》在香港出版。《自由中國》以“今日的問題”系列社論全面討論國是，首篇由殷海光執筆之“反攻大陸問題”，觸動政治禁忌，末篇“反對黨問題”，主張“反對黨是解決一切問題關鍵之所在”。
1958年，起參與李萬居、吳三連、高玉樹等78人發起組織的“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，該組織無法取得行政機構之許可而無法成立。
雷震1960年，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違背憲法三連任總統，雷震等人密擬《中國民主黨創立宣言草案（稿）》，宣布將在9月底成立新黨。5月4日雷震發表了《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》，極力主張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。5月18日非中國國民黨籍人士舉行選舉改進檢討會，主張成立新黨，要求公正選舉，實現真正的民主。決議即日起組織“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”，隨即籌備組織中國民主黨。雷震擔任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委員，與李萬居、高玉樹共同擔任發言人。7至8月間舉行四次分區座談會，情治單位進行密切監控。9月4日，中國國民黨先發制人，將雷震、傅正、馬之驌、劉子英抓捕，震驚海內外的“雷震案”爆發。10月8日，台灣政府以“知匪不報、為匪宣傳”兩項罪名，判處雷震有期徒刑十年。 在美國的胡適返台找蔣介石求情，蔣介石不予理睬。
雷震（左）夫婦在寓所歡迎胡適1961年，雷震65歲生日，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，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《桂源鋪》饋贈：“萬山不許一溪奔，攔得溪聲日夜喧。到得前頭山腳盡，堂堂溪水出前村。”唐德剛說：“胡先生這個懦弱的本性在當年所謂雷案中真畢露無遺。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臉，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樣子，我前所未見，看起來著實可憐。後來，我拜讀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記，尤覺這位老秀才百無一用之可憐。‘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’。胡適對這件事，始終內疚彌深。”在蔣介石的威權下，甚至後來也不便探監。
1962年，胡適病逝，雷震為此慟哭，雷震自言他如蘇雪林一生二次大哭，一次哭母喪，一次哭胡適，但後者他哭的次數恐怕還要多些。
雷震出獄後在家中接待慕名來訪的青年1970年9月4日，73歲的雷震十年徒刑期滿出獄，身體大不如前，無法再參與政治活動。雷震曾在獄中撰寫回憶錄，計四百萬字，卻遭警總燒毀，因此出獄後的雷震用了人生最後的幾年重新撰寫回憶錄，對於台灣施政的疏失，雷震仍嚴詞批評，鬥志一如既往。
1971年12月，決定撰寫《救亡圖存獻議》，提出政治十大建議，希望政府速謀政治、軍事改革，以民主化方式應付危局，並要求將國號改為中華台灣民主國。
1972年1月10日，呈送《救亡圖存獻議》至總統府、行政院，未獲回音。
1976年，雷震患了癌症，自覺來日無多，便在南港買了一塊山坡地，親自監工建了「自由基園」，準備了五個大理石骨灰罈，安置已亡故的兩位《自由中國》編委羅鴻詔與殷海光以及亡兒雷德成。
1979年3月7日，雷震病逝，由於他生前要求不聲望，後事稍顯冷清。
2002年9月4日，台灣政府正式宣布為雷震冤案平反，當局公開為雷震平反，並出版《雷震案史料彙編》兩冊。
個人生活
雷震與家人四十年代中，雷震與妻子向筠和五個孩子游無錫太湖，在湖畔留影。儘管國事如麻，雷震仍萬分依戀生活，他注重飲食遊樂，閒暇之餘經常帶著家人到南京附近踏青，十分愜意。
人物評價
雷震和胡適從1945年重慶談判到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召開，再到後來的制憲國民大會，雷震始終是穿梭於各黨派之間進行遊說協調的關鍵人物。雷震為人豪爽真誠、責任心強、交際能力出色，交友廣泛。
對言論的負責，即針對中國國民黨在五十年代施政弊病叢生提出批評和建言，直率抒陳所見，即“議政者”的角色；
對反對黨的落實，突破了自由主義“皆以思想上的啟蒙為志業”的這一舊轍，即“參政者”的角色，概言之，就是從“坐而言”到了“起而行”。
《民主的銅像——雷震傳》雷震和以他為靈魂的這份刊物對台灣社會轉型的影響，台灣學者錢永祥有過論述，直至上世紀80年代，台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那份刊物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，台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該刊，但所使用的語文、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，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。
戰後的台灣，經過清黨、掃紅、二二八事件等，本土政治精英力量日漸式微，所以戰後的台灣自由主義是從大陸移植過去的。這是一個價值譜系，即從《努力周刊》《新月》《獨立評論》到《觀察》再到雷震住持的刊物，是一條線下來的。雷震被捕後，該刊物被迫停刊，新黨胎死腹中，整個六十年代出現了冰封期或沉寂期，雖有零星抗爭，但實際影響不大，到70年代，台灣內外形勢發生變化，尤其是國際上的一系列事件引發了台灣社會的巨大失落，從而導致各種社會運動包括黨外運動的興起—但已不是當年大陸那幫人了，台灣的本土精英開始崛起。
抗戰勝利後台灣“自由主義”漸次興起，是二十世紀上半葉自由主義思潮的延續和發展，以雷震為中心的那一批人都是從大陸過去的，胡適是他們的精神導師，雷震則是火車頭式的人物。70年代的“黨外運動”從該半月刊汲取了不少思想資源，他們透過參與地方選舉和辦政論刊物，不斷推進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。儘管身處威權政治，但憲政的大框架一直存在，可以獨立參選，可以辦刊。
